承天命以治人世：導師馬震武的歷史境遇與天命

一枝筆

摘要：本文以中國伊斯蘭教哲和仁耶門宦第八輩穆熱什德馬震武（1895-1961）為研究對象，通過梳理其跨越晚清、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的復雜人生軌跡，探討二十世紀中國伊斯蘭教門宦領袖在應對國家轉(zhuǎn)型、社會變革時獨特的應對邏輯。研究發(fā)現(xiàn)，馬震武的一切重大抉擇與行動，均嚴格遵循哲和仁耶門宦的核心教義——真主的天命制。作為“本光陰的穆熱什德”，他在紛繁復雜的時代變遷中，始終以天命為綱常，通過“經(jīng)訓與世事雙重錘煉”的培育模式、“服從前定”的教權繼承方式、“和平興教”的治教原則，完成了傳承八輩的神圣使命。論文認為，唯有立足于“天命觀”這一內(nèi)在信仰邏輯，才能真正理解馬震武作為宗教領袖的歷史意義及其超越時代的精神價值，也為理解近代中國國家與宗教關系提供了重要的微觀個案。關鍵詞：天命；哲罕忍耶；馬震武；穆熱什德；伊斯蘭教中國化；二十世紀中國---一、引言：在歷史的漩渦中尋索天命二十世紀的中國，經(jīng)歷了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劇烈嬗變。在這個宏大的歷史轉(zhuǎn)型期中，扎根于西北的伊斯蘭教蘇菲派別——哲和仁耶門宦，其發(fā)展軌跡與國家命運緊密交織。該門宦作為中國伊斯蘭教蘇菲主義中傳播最廣、信仰者最多的一支，其特殊的歷史記憶與天命觀念構成了門宦發(fā)展的核心邏輯。哲和仁耶派起源于中亞的納克什班迪教團，于公元18世紀由始傳者馬明心引入中國。該派在歷史上曾與清廷發(fā)生多次激烈沖突，被乾隆帝宣布為邪教并令"永禁回民不得立新教"，這種歷史創(chuàng)傷深刻地影響了其后來的政治選擇與行為模式。在哲和仁耶的信仰體系里，歷史的前行與個人的命運，并非由世俗的權力或偶然因素所主導，而是完全遵循著真主預先制定的天命。教門的興衰、穆熱什德的更迭、每一次重大的考驗，都是真主意志的體現(xiàn)。本論文聚焦的第八輩穆熱什德馬震武，其一生（1895-1961）恰好貫穿了這一時期最為動蕩的階段。他既是宗教"圣裔"，也是活躍于政壇的公眾人物，這種多重身份的交織使其生平成為觀察近代中國宗教與政治權力復雜關系的極富價值的個案。更為重要的是，作為道祖太爺馬明心從也門承襲的、命定于中原傳揚八輩的最后一位，他的一生便是這天命觀最生動的注腳。本文將在既有研究基礎上，利用口述史、地方志及官方檔案等材料，以天命觀為核心分析框架，重構馬震武的生平，并深入探討其如何在變動的政治格局中維系、發(fā)展其宗教社區(qū)。通過這一信仰視角的微觀考察，我們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二十世紀中國國家與宗教關系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宗教領袖在應對現(xiàn)代國家建設時的獨特邏輯與精神世界。二、天命之子的雙重塑造：經(jīng)訓與世事的錘煉馬震武的早年經(jīng)歷，在信仰語境下被視為真主為成就其未來使命而進行的精心預備。這種預備不僅體現(xiàn)在傳統(tǒng)的宗教教育上，更體現(xiàn)在與現(xiàn)代知識的接觸中，形成了一種雙重文化背景，這使他不同于前輩，獲得了在更廣闊的中國社會中進行交流與活動的獨特能力。（一）經(jīng)學世家的天命啟蒙馬震武于1895年出生于寧夏西吉縣沙溝的一個宗教世家，其家庭在哲和仁耶門宦中具有崇高地位。他的經(jīng)名"阿不杜·扎米爾"（意為"偉大的仆民"）與道號"阿不杜·罕倆格"（意為"造化主的仆民"），從其誕生之初便預示了他一生為真主之仆的根本身份與崇高使命。在哲和仁耶門宦的內(nèi)部文獻《哲罕耶道統(tǒng)史傳》《曼納給布》中，對歷代教主的生平事跡和"嘉言懿行"均有詳細記載，以供教徒效法、傳頌。該文獻由馬學智阿訇編纂，后經(jīng)馬震武親自參與整理刊印，于1934年石印出版。這一文化工程不僅反映了馬震武對門宦歷史與教義傳承的重視，也體現(xiàn)了他希望通過文本固定的方式來確立自身宗教權威的努力。在沙溝，他隨父深入學習《古蘭經(jīng)》、圣訓及哲和仁耶的隱秘奧義，這并非普通的知識傳授，而是道統(tǒng)的接續(xù)與天命的啟蒙。（二）世事歷練的主命預備與前輩單純接受經(jīng)學教育不同，馬震武的父親馬元章極具遠見地將他送往北京，委托他人照看，使其攻讀史書、學習漢語，并接觸新興的現(xiàn)代知識。這一北上求學的經(jīng)歷，在信仰框架下具有深刻的天命意涵。馬震武在北京求學期間所獲得的知識結構呈現(xiàn)出明顯的雙重性：一方面，他通過傳統(tǒng)經(jīng)學教育獲得了伊斯蘭經(jīng)典、教義和教法的深厚素養(yǎng)；另一方面，通過現(xiàn)代學校教育，他掌握了漢語、歷史等現(xiàn)代知識，培養(yǎng)了他的國家認同與政治參與能力；此外，通過社會實踐教育，他在蘭州拱北學習了為人處世的社會哲理，建立了地方社會網(wǎng)絡的建立與維護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馬震武在北京求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發(fā)生劇烈變革的時期。1911年，統(tǒng)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朝政府被推翻，以孫中山為大總統(tǒng)的共和制度誕生。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混亂，各派軍閥勢力、官僚政客爾虞我詐、互相傾軋。這種政治環(huán)境的親身經(jīng)歷，在信仰視角下被視為真主對其忠誠與能力的鍛造，都是為了更好地完成日后真主賦予的治理光陰的重任。三、教權的天命交接：服從前定的謙遜與擔當教權的傳承，在哲和仁耶門宦中絕非簡單的家族世襲，而是嚴格按照真主的前定與口喚進行。馬震武太爺繼承第八輩穆熱什德之位的過程，淋漓盡致地展現(xiàn)了這一天命原則。（一）天命面前的謙遜當沙溝太爺馬元章依據(jù)真主顯明的跡象與前定，欲將教權交予馬震武時，年輕的馬震武曾婉言推辭，謙稱自己"德薄才疏，恐難當此重任"。這一記載在口述史中流傳的細節(jié)，生動地展現(xiàn)了一位真正敬畏之人在面對主命時的自然反應。在哲和仁耶的歷史上，教權的繼承往往伴隨著巨大的責任與考驗。從馬明心到馬化龍，歷代穆熱什德大多以"舍希孜"（殉道）的方式完成其天命。面對這一沉重的前定，馬震武的推辭體現(xiàn)了他對教門重任的極度敬畏與審慎，這是一種建立在深刻信仰基礎上的責任倫理。（二）口喚的決斷與服從面對兒子的推辭，馬元章以一句蘊含深意的口喚予以決斷："展眼見靈當觸目驚心，回頭是岸勿執(zhí)迷不悟！"此言如雷貫耳，具有多重深意："展眼見靈當觸目驚心"意指真主的啟示靈感眨眼間會降臨。放眼望去，教門先輩們?yōu)榈罓奚?quot;舍希孜"歷史歷歷在目，靈性遺產(chǎn)光輝照耀，任何繼承者都應以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的態(tài)度來面對這一使命。"回頭是岸勿執(zhí)迷不悟"則明確告誡，推辭謙遜雖是美德，但拒不接受真主明確的前定與口喚，便是一種"執(zhí)迷"。真正的"回頭是岸"，是回歸到順從主命的正確道路上。1920年12月，西海固發(fā)生大地震，其父馬元章不幸遇難歸真，馬震武隨后繼任第八輩穆勒什德。這一自然事件在信仰語境下被視為真主意志的顯現(xiàn)，標志著天命傳承的最終完成。（三）權威的合法建立在門宦內(nèi)部，馬震武繼承第八輩穆熱什德的地位經(jīng)歷了一個逐步"明朗化"的過程。據(jù)資料記載，馬震武是主命的第八輩穆熱什德，只有張家川的三太爺元超知道，其兄弟之間并不明真相。為避免日后他們?yōu)樘嫖划a(chǎn)生分歧和爭議，馬元章生前特意傳喚長子忠武（沙溝大爺）、次子廣武（大寨二爺）和三子仁武，明確了馬震武的繼承地位。這一繼承過程反映了宗教權威傳承中制度性與卡里斯瑪特質(zhì)的復雜結合。馬震武不僅依靠血緣關系獲得繼承權，還需要通過個人的宗教修養(yǎng)和能力來鞏固地位。這種既依靠世襲又注重實際能力的權威建立模式，體現(xiàn)了中國伊斯蘭教門宦在權威傳承上的特點。四、治理光陰的天命準則：和平興教與應對時局在馬震武太爺治理教門的四十年間，他所面臨的世界局勢風云變幻。然而，太爺?shù)囊磺兄卮鬀Q策，其根本出發(fā)點并非世俗的政治投機，而是基于真主的天命以及對哲罕和仁忍耶整體利益的考量，其核心宗旨是 "和平治教，團結治教"。（一）一戰(zhàn)中的天命抉擇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信奉伊斯蘭教的土耳其國參加了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而中國政府卻宣布參加以英、美等國所組織的"協(xié)約國"。這一局面使得中國的穆斯林群體陷入了兩難境地。在這一關鍵時刻，馬震武的父親馬元章對當時的世界局勢進行了深入分析與考慮，結合哲和仁耶教門在歷史上的遭遇和當時的社會環(huán)境，毅然決定擁護中國參加協(xié)約國的決定。這一抉擇背后，有著深刻的歷史記憶與現(xiàn)實考量：從歷史創(chuàng)傷來看，哲和仁耶派在清代曾遭受殘酷鎮(zhèn)壓，文本中提及的"視回回民族如夷敵的統(tǒng)治者"及哲和仁耶在清代的悲慘遭遇，使其對可能再次因"站錯隊"而招致鎮(zhèn)壓充滿警惕。從現(xiàn)實政治考慮，當時袁世凱政權反復無常、圖謀復辟，馬元章對袁的舉措采取慎重的應變策略。（二）入京為質(zhì)的天命意涵為表達對中央政府的忠誠，馬元章將年僅18歲的小兒子馬震武送往北京，以人質(zhì)身份留北京紫禁城供職，即擔任北洋軍閥袁世凱政府的侍從武弁。這一入京為質(zhì)的行為，在信仰視角下可被解讀為一種順應天命的策略。馬震武的北京經(jīng)歷不僅是一種政治象征，也是他個人政治生涯的起點。在北京期間，他親身經(jīng)歷了袁世凱稱帝、二次革命、張勛復辟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對中央政治的運作方式和復雜性有了直觀了解。這段經(jīng)歷培養(yǎng)了他的政治敏銳性，也為他后來在政治漩渦中應對各種挑戰(zhàn)積累了寶貴經(jīng)驗。在袁世凱去世后，馬震武棄官歸回故鄉(xiāng)，隨后沙溝太爺又送他去蘭州拱北繼續(xù)學習蘇菲理論操守及為人處世的社會哲理。這一安排反映了馬元章對馬震武的全面培養(yǎng)，既讓他在中央政治中心歷練，又讓他在地方宗教圣地深造，從而使其具備處理政教關系的綜合素質(zhì)。（三）跨越政權的天命實踐馬震武的政治生涯展現(xiàn)了其卓越的適應性，他成功地跨越了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時代，在保持宗教權威的同時，也在不同政治體制下?lián)瘟酥匾殑铡?lt;/span>在民國時期，馬震武先后擔任了一系列政治職務，包括國民黨政府委員、蒙藏委員會委員、甘肅省政府委員、顧問等。1947年，他又當選為國大代表。這些職位使他得以在國家的政治框架內(nèi)，代表西北穆斯林群體的利益，同時也提升了他個人及門宦的社會地位。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馬震武成功地將其影響力帶入新中國。他擔任了西北軍政委員會民委委員，西海固回族自治區(qū)人民政府主席，西海固回族自治州州長，中國伊斯蘭教協(xié)會副主任，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籌委會委員等一系列重要職務。這一身份轉(zhuǎn)變表明，新的國家政權也需要借助傳統(tǒng)的地方宗教領袖來實現(xiàn)對西北地區(qū)的有效治理與整合。五、天命圓滿與末輩光陰的考驗真主的前定包羅萬象，既包括順境，也包括考驗。馬震武太爺一生的最后階段，正是這天命圓滿和末輩考驗的集中體現(xiàn)。（一）八輩傳承的天命完成公元1960年（教內(nèi)記載為1960年農(nóng)歷臘月十三日），馬震武太爺奉真主的命令，結束了其在塵世四十年的治理，靈魂回歸真主御前。他的歸真，標志著一個偉大時代的落幕——即道祖太爺從也門承襲的"在外再傳八輩"的神圣天命至此圓滿達成。他因此被尊稱為"本光陰太爺"，意即他是這八輩傳承在本時代的光陰中的集大成者和終結者。在馬震武太爺治理教門的四十年間，他承父辦教宗旨，致力于消除教派矛盾，發(fā)展經(jīng)濟，為宗教和文化教育籌資，因此受當?shù)厝罕娡瞥?。這種和平治教的策略，與哲和仁耶派早期的反抗歷史形成了鮮明對比，反映了哲和仁耶領導人對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和對現(xiàn)實政治環(huán)境的理性判斷。（二）晚境考驗的天命意涵太爺在晚年被錯劃為"極右分子"，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從世俗角度看，這是一場政治冤案；但從天命的信仰層面解讀，這正是哲和仁耶門宦注定要經(jīng)歷的"舍希孜"（殉道之路）的一種形式。在哲和仁耶的歷史上，殉道精神始終是教門傳承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馬明心到馬化龍，歷代穆熱什德大多以殉道的方式完成其天命。馬震武太爺?shù)耐砟暝庥?，在信仰語境下可以被視為這種殉道傳統(tǒng)在新時代的延續(xù)和變形。正如道祖太爺、十三太爺?shù)认容叾荚圆煌男问綖榻涕T犧牲一般，本光陰太爺?shù)耐砟暝庥?，同樣是真主為其仆人設定的、凈化并提升其靈性品級的考驗與回歸方式。（三）平反昭雪的天命顯現(xiàn)"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撥亂反正，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在這一背景下，1979年3月和1984年8月，寧夏回族自治區(qū)黨委先后兩次對馬震武被錯定為"極右分子"的冤案調(diào)查核實，并報請黨中央批準，徹底予以平反昭雪，恢復其名譽。這一平反過程在信仰視角下具有深遠的天命意涵。它不僅是個體冤屈的洗刷，更是真主意志的顯現(xiàn)，昭示了真主的光明終將驅(qū)散暫時的迷霧。對于哲和仁耶門宦而言，這一事件為教門在新時代的延續(xù)與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更為寬松的環(huán)境，也是真主對堅守正道的朵斯達尼的一種慈憫。 六、結論：天命傳承的歷史啟示馬震武太爺?shù)囊簧菄栏褡裱?zhí)行真主天命的一生。從他被培育、被選拔、繼承教權，到治理四十年光陰，應對世間萬變，直至最終以"舍希孜"的精神回歸真主，其人生的每一個篇章，無不是在真主的前定與口喚中展開和落幕。（一）天命觀下的歷史理解通過馬震武的個案，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要真正理解中國伊斯蘭教門宦的發(fā)展歷程，必須深入其內(nèi)在的信仰邏輯和天命觀念。外在的政治、社會因素雖然重要，但往往只是天命展現(xiàn)的"色拜布"（途徑與條件）。馬震武在不同時代擔任的政治職務，在世俗眼中是政治地位的象征，在信仰語境下則是真主為方便其治理教門而開辟的途徑。這種基于天命觀的歷史理解，為我們研究中國少數(shù)民族宗教領袖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它要求我們尊重研究對象的主體性和內(nèi)在信仰邏輯，避免簡單套用世俗的政治分析框架，從而更貼近歷史的本真面貌。（二）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天命路徑馬震武的生平實踐，為我們理解中國伊斯蘭教的本土化提供了有益啟示。他所代表的哲罕忍耶門宦，雖然在教義和儀式上保持著伊斯蘭教的本質(zhì)特征，但在組織結構和政治態(tài)度上卻越來越深入地融入中國社會。馬震武的兒子馬烈孫二爺后來進一步發(fā)展了這一本土化思想。他明確提出："中國伊斯蘭教是建立在中華文明高度的文化認同、文化自信上的中國本土化伊斯蘭"，并強調(diào)"國法大于教法"，"服從國家領導是主命"，"穆斯林愛國如同鳥愛窩"。這些理論闡述既是對中國伊斯蘭教傳統(tǒng)的總結，也是對其父親馬震武政治實踐的理論提升。（三）民族宗教事務治理的天命啟示從馬震武的生平中，我們也可以得到一些關于民族宗教事務治理的啟示。首先，尊重歷史傳統(tǒng)是有效治理的基礎。哲罕忍耶門宦有著自己的宗教傳統(tǒng)和歷史記憶，這些傳統(tǒng)和記憶深刻地影響著他們的行為方式。其次，靈活包容是處理民族宗教事務的重要原則。在馬震武人生的不同階段，當政者對他的態(tài)度和政策的變化，直接影響了政府與門宦之間的關系。"一代經(jīng)師，萬古流芳。一代英烈，后繼有人。"馬震武太爺作為"本光陰的穆熱什德"，成功地完成了傳承八輩的主命重任，并在末輩光陰的復雜環(huán)境中，以超凡的智慧與堅韌，守護了哲罕忍耶教門的根基。今日，教門在第二代門人的看護下，朵斯達尼們得以自由地奔赴各地拱北上墳，追念先賢，正是太爺及其先輩們恪守天命所結出的果實。在當今中國不斷強調(diào)文化自信和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馬震武的生平可以提供一個歷史視角，幫助我們思考如何在多元一體的格局中，既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又促進各民族的共同繁榮發(fā)展。他的故事告訴我們，中國伊斯蘭教的發(fā)展道路，既是一部深刻的宗教靈性史，也是一部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連的社會政治史，更是一部在天命觀照下不斷尋求和諧與適應的歷史。--- 參考文獻 (示意)[1]寧夏回族自治區(qū)檔案館相關檔案.[2]《西吉縣志》等相關地方志.[3]哲罕忍耶門宦內(nèi)部口述史與傳記材料（通過謹慎考證使用）.[4]李興華等. 《中國伊斯蘭教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5]杜磊(Dru C. Gladney). 《穆斯林中國人：族群民族主義在人民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