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瓜窖到白面饃

那秋

我的味蕾，是一部刻錄在舌尖上的個人史。它清晰地標記著，從我記事開始到上大學前的、在魯西南農村的成長軌跡，也無聲地映照著一個村莊、一個時代的變遷。我的童年，最早是被地瓜深情包裹——我是吃著它長大的。作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未曾經歷過父母與大哥、二哥那種刻骨銘心的饑餓，而這份幸運，很大程度上要拜地瓜所賜。在我的記憶里，地瓜堪稱一位大功臣。這份感情，若非親歷那個“地瓜時代”，難以懂得。 那時，家家戶戶的生存之計，都凝聚在一口巨大的地瓜窖里。入冬前，父親在院中掘出一個兩米深、兩米寬、六米長的大坑，將幾千斤地瓜小心地儲藏進去，再用玉米秸稈厚厚地棚蓋，最后覆上一層土。這窖，便是全家從入冬一直到次年五月的全部指望。于是，我們的世界便籠罩在地瓜的主色調中：蒸或煮地瓜是主食，地瓜面窩窩頭是干糧，地瓜切碎塊加水煮是稀飯，炒地瓜條則成了冬季難得的菜肴。最難忘的是地瓜面煎餅，黝黑酥脆，卷上一點切成絲的咸菜，便是我們奔走于田埂與學堂間最樸素的能量來源。然而，恩情與負擔，有時是一體兩面。我至今仍清晰記得，上小學時，學校組織我們下鄉(xiāng)勞動，例如稻田拔草，復收地瓜。每當下午四至五時，那過量食用地瓜的后遺癥便猛烈襲來——胃里猛然燒灼，火辣辣的，我只能蹲在地上低著頭，讓酸水從口中不斷涌出，滋味實在難言。這是地瓜留在我們身體上，除了溫飽之外的另一種深刻印記。 不記得從哪一年起，村里的高音喇叭開始宣傳推廣高產雜交高粱。土地上的主角悄然更迭，餐桌上的滋味也從甜糯變成了粗糙澀口。那深紅色的高粱窩窩頭，吞咽時甚至有些刮嗓子。這并非一次味覺的升級，更像是一場為增產而進行的試驗。好在，金黃的玉米很快接替了高粱，玉米餅子、玉米窩窩頭、玉米粥帶著谷物天然香氣，仿佛在預告一個更為豐足的將來。真正的轉折點是在一九八零年，我上高一。我家的飯桌上，金黃的玉米餅子旁邊，雪白的饅頭漸漸多了起來。“玉米面、白面，各占一半”——這簡單的一句話，在當時卻重若千鈞。它意味著麥子這種珍貴的細糧，終于從年節(jié)待客的“奢侈品”，走進了我們日常的一日三餐。我們也終于從“吃飽”向著“吃好”，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后來，我考上了大學，去了青島。從魯西南的田野到膠東的海濱，我的生活實現了一次徹底的跨越。在大學食堂里，雪白的饅頭和香噴噴的大米飯成了真正的主食，再無地瓜、高粱或玉米的蹤影。 也正因如此，那份對地瓜的感情，在經歷了胃酸的燒灼后，反而愈發(fā)醇厚。每每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聞到烤地瓜的陣陣甜香，我都會忍不住轉過頭去看上幾眼，甚至停下腳步與攤主聊上幾句。那縷縷甜香，瞬間就能把我拉回那個擁有巨大地瓜窖的院子，拉回到那片曾讓我胃燒難忍的田野。那里封存著我全部的童年，也鐫刻著我們如何從土地中汲取力量、一步步走向遠方的歷程。從地瓜到白面，這條蜿蜒在餐桌上的路徑，不僅是我的成長線，更是一代人共同走過的，一段從貧瘠到豐盈、沉默而偉大的歷史。而地瓜連同它帶來的飽足與酸楚，永遠是這部歷史里，最溫暖、最厚重、也最真實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