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第一全才劉鶚（三）：改革浪潮中的孤勇者

杰子美篇

1895年深秋，經(jīng)山東巡撫福潤舉薦，劉鶚以“捐納知府”的身份踏入總理衙門的朱漆大門。他雄心勃勃，想興辦一番“扶衰起敝、養(yǎng)民富國”的事業(yè)?？赏砬骞賵龅囊?guī)則，從一開始就給了他一記重擊?！熬杓{出身”的標簽，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將他與那些通過科舉“正途”入仕的官員徹底隔開。 在翰林院出身的官僚眼中，他是“用錢買官”的異類；在久居高位的封疆大吏看來，他滿身商人式的務實作風，與官場奉行的“中庸圓滑”格格不入。更遑論他提出的改革主張，諸如“以商養(yǎng)國”“借西法興實業(yè)”，在守舊派看來簡直是“離經(jīng)叛道”。即便他的治河方案曾獲河道總督認可，即便他對礦業(yè)開發(fā)的設想暗藏長遠考量，也終究難抵體制內的排擠與質疑——晚清的官場，早已形成一套自我閉環(huán)的運行邏輯，任何試圖打破常規(guī)的人，都注定要承受孤立與非議。作為中國近代BOT模式的先驅者，劉鶚的遠見，直到一個世紀后仍能讓人驚嘆。1896年，當西方列強借著甲午賠款的“余威”，瘋狂掠奪中國路礦權時，他主動與英國福公司接洽，提出以“建設－經(jīng)營－轉讓”的模式開發(fā)山西礦產(chǎn)。在那個“談洋色變”的年代，他的方案堪稱石破天驚：由外資負責勘探與建設，獲取三十年的經(jīng)營收益；三十年期滿后，所有礦場、鐵路無償歸還中國。這便是后來被稱為“以市場換技術”的雛形，比改革開放后中國引入外資開發(fā)基礎設施的實踐，整整早了近百年。 他深知，彼時的中國既缺資金，又缺技術，若一味排斥外資，只會讓列強以更粗暴的方式奪取資源；唯有“嚴定其制”，才能將主動權握在手中。在給友人的信中，他曾寫道：“彼之利在一時，而我之利在百世矣”，字里行間滿是對國家長遠利益的考量?？蛇@份遠見，在當時卻被曲解成“通洋賣國”。御史何乃瑩在奏折中痛斥他“行為卑鄙，罔顧國體”，軍機大臣剛毅更是當著光緒帝的面，怒稱其為“售國漢奸”。一時間，彈劾的奏折如雪片般飛向朝廷，劉鶚從“救國者”變成了“叛國者”，深陷輿論漩渦的中心。事實上，礦業(yè)開發(fā)只是劉鶚“實業(yè)救國”藍圖的一部分。受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的浸染，他始終堅信，唯有振興實業(yè)，才能讓中國擺脫積貧積弱的困境。為此，他曾多次上書朝廷，提議借外資修筑津鎮(zhèn)鐵路——這條連接天津與鎮(zhèn)江的鐵路，若能建成，將貫通華北與華東的經(jīng)濟命脈，極大促進物資流通?？煞桨竸傄惶岢?，就遭到地方士紳的激烈反對：鐵路線路需穿越江蘇、山東的富庶農(nóng)田，在“以農(nóng)為本”的傳統(tǒng)觀念里，“破壞祖產(chǎn)”是不可饒恕的罪過；加之部分官員擔心鐵路會“方便洋人入侵”，方案最終不了了之。 圖為：1899年膠濟鐵路施工勘察情景 后來，他轉而支持張之洞推進盧漢鐵路（今京廣鐵路北段，從北京盧溝橋延伸至湖北漢口）建設，卻意外卷入了朝廷高層的權力斗爭。當時，洋務派內部已分裂為“湘系”與“淮系”，張之洞與盛宣懷明爭暗斗，盧漢鐵路成了兩派爭奪的焦點。劉鶚因曾為張之洞草擬過鐵路規(guī)劃，被盛宣懷視作“湘系羽翼”，處處受到排擠——他提出的鐵路選線方案被否決，推薦的工程師被替換，甚至連他前期投入的調研經(jīng)費都被克扣。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權力戰(zhàn)中，劉鶚的理想再次淪為犧牲品。他終于明白，晚清的改革，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體制問題”；只要權力結構不變，任何好的方案，都可能在派系斗爭中被碾碎。真正將劉鶚推向絕境的，是1900年的庚子國難。八國聯(lián)軍侵占北京時，慈禧太后攜光緒帝西逃，京城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糧商趁機囤積居奇，米價暴漲，餓殍遍地。時任京城巡防局委員的劉鶚，看著街頭流離失所的百姓，心如刀割。他得知太倉儲米被俄國占領軍控制后，冒著“通敵”的風險，以低價從俄軍手中購得數(shù)千石糧食，在京城開設粥廠，辦理“平糶”（低價售糧）。短短一個月內，他拯救了數(shù)萬名百姓的性命，京城百姓私下稱他為“劉善人”。 ， 可就是這件“救民于水火”的好事，卻成了守舊派置他于死地的把柄。1908年，光緒帝與慈禧太后相繼去世，守舊派趁機反撲，以“通洋”“私售倉粟”的罪名將劉鶚逮捕。沒有人在乎他救了多少人，也沒有人記得他為實業(yè)救國付出的努力——在權力更迭的關鍵時刻，他只是一個用來“殺雞儆猴”的犧牲品。同年，劉鶚被流放新疆，從繁華的江南水鄉(xiāng)，來到黃沙漫天的西域邊疆。1909年7月，這位畢生求索的改革者，因中風病逝于迪化（今烏魯木齊），享年53歲。臨終前，他望著窗外的戈壁，手中還緊攥著未完成的《治河續(xù)說》手稿，壯志未酬的遺憾，永遠留在了那片蒼茫的土地上。劉鶚的一生，恰似一面鏡子，照出了晚清改革者的共同困境。他曾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權臣相交，也曾與梁啟超、羅振玉等新派人物往來，構建起看似縱橫捭闔的人脈網(wǎng)絡?？稍谡蝺染砘蔫F律面前，這些資源不堪一擊：李鴻章雖賞識他的治河才能，卻因自身權力受限，無法為他提供庇護；梁啟超雖認同他的實業(yè)主張，卻因維新變法失敗，自身也成了“通緝犯”。從盧漢鐵路上遭盛宣懷排擠，到津鎮(zhèn)鐵路引發(fā)的鄉(xiāng)黨內斗，他的每一次嘗試，最終都淪為體制反噬的注腳。 晚清的改革，從來都不是“單點突破”的游戲，而是需要整個體制的協(xié)同與轉變?？僧敃r的清政府，既沒有改革的決心，也沒有配套的制度，只靠少數(shù)有識之士的“孤軍奮戰(zhàn)”，注定只能以失敗告終。劉鶚的悲劇，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一個時代的悲劇——當一個王朝已經(jīng)病入膏肓，任何試圖“妙手回春”的努力，都可能被視作“異端”，最終被時代的洪流吞沒。在國勢垂危的清末，劉鶚與所有愛國知識分子一樣，懷揣著熾熱的家國情懷。他畢生以“探索救國之路、求索強民之法”為己任，即便屢屢碰壁，仍矢志不渝、百折不撓。他的改革或許失敗了，但他那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勇氣，那種突破體制桎梏的遠見，卻像一盞明燈，穿越百年時光，依舊閃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