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蹤《聶小倩》蘭若秘境（上）

光平子/湖上散客

“蘭若寺”原意并非特指某座具體寺廟，是梵語“阿蘭若”（Aranya）省稱，意指佛教寺廟。蒲松齡在《聊齋志異·聶小倩》中寫道“至北郭，解裝蘭若”，稱其“殿塔壯麗，然蓬蒿沒人”。此處“蘭若”大概也是“一座寺廟”的意思，而非寺名。因為，《聊齋志異》中“蘭若”出現(xiàn)過十多次，如《尸變》、《畫壁》、《辛十四娘》、《長清僧》、《李生》等。文中寫到“竟至蘭若”、“有蘭若，筑精舍三楹”等，大抵都是“無名荒寺”、“野寺”等意思。1986年程小東、徐克執(zhí)導的電影《倩女幽魂》首次將“蘭若”直接用作寺名，定為“蘭若寺”，原文“北郭”在片中改稱為“郭北縣”。由于電影《倩女幽魂》的經典地位，“蘭若寺”也成為后續(xù)影視改編默認名稱。本文要探討的是，蒲松齡《聊齋志異.聶小倩》所寫古寺是否曾真實存在，如果真實存在那么對應現(xiàn)實世界中的哪所寺廟。 一、蒲松齡何處淘到“聶小倩”？蒲松齡（1640年6月5日－1715年2月25日），字留仙，一字劍臣，別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自稱異史氏。濟南府淄川人。他出生于漸趨敗落的小書香家庭，早年熱衷功名，19歲接連考取縣、道、府3個第一名，名震一時，但此后屢應省試不第，71歲才援例始成貢生。除中年一度在揚州做幕客外，終生在家鄉(xiāng)為塾師，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蒲松齡自謂“喜人談鬼”、“雅愛搜神”，從青年時期便熱衷記述奇聞異事，寫作狐鬼故事。蒲松齡創(chuàng)作的《聊齋志異》凡490余篇，承襲了六朝志怪小說和唐人傳奇的衣缽，以生活經驗理性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虛構出詭譎瑰麗的故事，將宗教迷信意識轉化為文學的審美方式，來針砭現(xiàn)實、抒發(fā)憂憤，寄托精神上的追求向往?！读凝S志異》采用傳奇的方法來志怪，情節(jié)委曲、敘次井然，描寫豐美、形象生動，語言精練、詞匯豐富、句式富于變化，將中國古代文言短篇小說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高度。《聊齋志異》故事如此豐富，關于創(chuàng)作素材來源有個流傳甚廣的民間傳說，是講蒲松齡曾長期擺茶攤收集故事，一邊請人喝茶休憩，一邊聽各路行人講千奇百怪的故事。事實上，《聊齋志異》創(chuàng)作素材來源更加廣泛。包括蒲松齡在畢家坐館當教師時可翻閱畢家的藏書，《搜神記》、《幽冥錄》等書籍為他創(chuàng)作提供了豐富靈感。據《蒲松齡年譜》記載，蒲松齡曾受先后知山東學政施閏章、黃叔琳，與張篤慶、李堯臣結郢中詩社，后又應李希梅之邀假館于李家潛心治學，又應邀就讀李堯臣家，分別在王村王永印、王觀正家坐館當教師兩年，擔任孫蕙幕僚兩年，更在畢際有家擔任西賓三十年。還與淄川知縣張嵋、山東按察使喻成龍、濟南朱緗、縉紳高珩、唐夢賚往來，與名士袁藩、大詩人王士禛過從甚密。與朋友間交流討論也是獲得素材的重要渠道，也為他創(chuàng)作提供了靈感。《聶小倩》是《聊齋志異》非常重要一篇，講述了女鬼聶小倩與書生寧采臣之間的愛情故事。小說圍繞人、鬼、妖之間矛盾糾葛展開，具有沖突強烈、節(jié)奏鮮明，如同四幕劇一般，每一幕都有其獨特的沖突和發(fā)展，最終達到高潮，展現(xiàn)出人勝妖、鬼變人的美好結局。故事中粗獷驚險的陽剛境界和纏綿婉約的陰柔意境相互交替，使作品呈現(xiàn)出多姿多彩的風貌，滿足了讀者欣賞心理和美感需求。兩位故事主角聶小倩和寧采臣形象生動、性格鮮明，聶小倩的轉變從被妖控制到成為人類一員，再到與寧生攜手對抗妖怪，展現(xiàn)了她的成長和決心。寧生形象則體現(xiàn)了不戀財色的剛腸和同情弱者的善良。燕赤霞的劍仙之力則是超自然力量的象征。《聶小倩》不僅在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魅力，而且深刻地反映了蒲松齡的審美觀和思想認識。通過對人、鬼、妖之間復雜關系的描繪，蒲松齡展現(xiàn)了他對社會現(xiàn)象的深刻洞察和對美好品質的向往。自1986年程小東、徐克執(zhí)導電影《倩女幽魂》后，以聶小倩題材改變的電影、電視劇不計其數。聶小倩形象深入人心，一些學者研究《聶小倩》故事來源，提出多種不同觀點。一般研究者認為，《搜神記》、《幽冥錄》、《任氏傳》、《李章武傳》等志怪小說、傳奇著作中有大量女鬼、樹妖、書生、寺廟等元素，構成了聶小倩故事的文化背景和“原型素材”。蒲松齡終身生活在草根民間，與聶小倩故事類似情節(jié)也普遍存在，比如鬼魂被更強大的妖魔（夜叉、羅剎等）控制，被迫其引誘生人供其吸血食肉，最終由法力強大的道士或俠客出面鏟除妖魔。這樣的民間故事情節(jié)鮮活，人物關系框架比較完整。聶小倩的故事內核，很可能在民間以傳說故事形式存在。蒲松齡在《聊齋自志》中說過“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表明《聊齋志異》故事素材就是主要來源于別人講的鬼故事。這個民間傳說故事，最大可能是來自南方朋友帶給蒲松齡的。因為聶小倩的故事背景設定在“浙”，而且清楚寫明主要故事情節(jié)發(fā)生在金華北郭的一座寺廟內。有人猜測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王鹿瞻、孫蕙等人告訴他。王鹿瞻是蒲松齡早年結交的朋友，后因其妻虐父與之絕交。王鹿瞻是秀才、有一定文才，其高祖、曾祖都曾任南京浙江道監(jiān)察御史，王鹿瞻本人也曾在瓜州（現(xiàn)揚州邗江）做幕僚，研究者推斷他可能熟悉浙江風情故事。孫蕙也是淄川人，順治十八年舉進士第，擔任過江蘇寶應縣知縣、福建鄉(xiāng)試正考官等職，官至給事中。蒲松齡與孫蕙過從甚密，還曾當過孫蕙寶應知縣時的幕僚，有人推斷有可能是孫蕙提供故事情節(jié)。但孫蕙為知縣，蒲松齡為幕僚，其實是蒲松齡更有機會廣泛接觸民間，或許是蒲松齡本人在此時得到故事素材。還有人認為蒲松齡在揚州拜會過浙江金華蘭溪人、大名鼎鼎的戲劇家李漁，聶小倩故事或為兩人交流時告訴蒲松齡。 二、李漁是“聶小倩”故事源頭？李漁（1611-1680），字謫凡，號笠翁，浙江金華蘭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著名戲劇家。自幼聰穎，素有才子之譽，世稱“李十郎”，曾家設戲班，積累了豐富的戲曲創(chuàng)作、演出經驗，提出了較為完善的戲劇理論體系，被后世譽為“中國戲劇理論始祖”、“世界喜劇大師”、“東方莎士比亞”。他著有《笠翁十種曲》、《無聲戲》、《十二樓》、《閑情偶寄》、《笠翁一家言》等500多萬字，還批閱《三國志》，改定《金瓶梅》，倡編《芥子園畫譜》，是中國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藝術天才。李漁一生游走大半個中國，并在杭州、南京、揚州等地長期居住，他交游甚廣，涉及三教九流，有明確記載的朋友達800余人，其中籍貫可考的有700多人。其中官員布衣各占一半。官員中尊至尚書、大學士卑至縣吏衙役皆有交游，布衣中多為隱士、幕客，不乏史家、考古家、收藏家及各類文藝人才，還有佛、道及招仙者、妓女等人士。李漁22歲以前一直跟隨父母在江蘇如皋生活，23歲那年才扶父親靈柩回原籍蘭溪入祖墳。順治八年（1651年）舉家移居杭州，在杭州期間進入創(chuàng)作高峰，“湖上笠翁”成了家喻戶曉的文壇新秀。康熙元年（1662年）離開了杭州，舉家遷往南京。李漁居南京期間，他攜帶家班遠途跋涉，走遍了燕、秦、閩、楚、豫、廣、陜等省區(qū)，“三分天下幾遍其二”。他與朝野人士之間主要發(fā)生在居住南京期間?？滴跏辏?677年），為了兒子回原籍應試，六十七歲的李漁遷回杭州。三年后在杭州去世。李漁戲劇創(chuàng)作要講故事，蒲松齡小說創(chuàng)作也要講故事，兩個人的文學創(chuàng)作其實有很多相通之處。盡管史籍上尚未找到兩個人交往的明確記載，但從兩個人生活軌跡看，的確有產生交集的條件。蒲松齡在揚州寶應和高郵的時間是康熙九年（1670年）至康熙十年（1671年）期間，期間還因公務到過揚州幾次。蒲松齡正值而立之年，已寫作《聊齋志異》五、六年時間，作品開始在朋友間傳抄流傳，他朋友張篤慶曾“自是神仙人不識”評價此奇書。此時李漁正居住在南京，已經是聲震天下的大文豪、大戲劇家。李漁廣游天下，蘇州、揚州、徐州、杭州等地更是頻繁來往。李漁“游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备鞯孛鳡幭嘌埨顫O家班演出。吳偉業(yè)曾以“家近西陵住薜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夸齊贅，云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回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痹u論李漁當時受追捧盛況。按照常理判斷，一位是文壇新秀、一位是文壇巨擘，蒲松齡在孫蕙寶應縣署中做幕賓的時候，正是李漁的家庭戲班大紅大紫的階段。兩人同在江蘇不可能不知道對方，兩人以文會友、相互結交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杜書瀛發(fā)表在《文史哲》1983年第6期《李漁生平概觀》中，也說1671年春，31歲的蒲松齡為知縣孫蕙喜慶之事，專程去請李漁的劇團去寶應演出。文章說，蒲松齡專門抄錄李漁的《南鄉(xiāng)子.寄書》詞贈送李漁作為紀念。據說20世紀80年代淄博市張姓人士提供給杜書瀛詩稿，鈐有蒲松齡印一白一朱兩枚印章，因此被認為是蒲松齡手抄。后單錦珩《李漁年譜》、俞為民《李漁年譜》、沈新林《李漁評傳》、盛偉《蒲松齡年譜》、徐保衛(wèi)《李漁傳》以及陸春祥《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等，都延續(xù)了這一說法。揚州大學黃強提出質疑，認為《南鄉(xiāng)子·寄書》最早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李漁自手編定的詞集《耐歌詞》，康熙十年（1671年）《耐歌詞》尚未刊行，蒲松齡絕對不可能抄錄到此詞以贈原作者李漁。其與李漁在康熙十七年以后也沒有交往的可能性（李漁于康熙十六年復歸杭州）。杜書瀛對自己觀點有動搖，他給黃強回函中表示，這條材料是其淄川朋友張先生所提供，他沒有進一步考證便放進去文章。杜還說，“去年我去山東講課，又與張先生見面，他又把珍藏多年的蒲松齡手抄一部殘稿給我看，好像是《耐歌詞》，首頁有“松齡之印”“蒲氏留仙”印章，我因不能確證，未敢示人。”其實，黃強教授以《耐歌詞》尚未刊行來推斷蒲松齡不可能抄錄到李漁詞作，也并非沒有瑕疵。因為古人在作品尚未出版刊發(fā)之前已經在廣泛互相抄錄流傳，也是非常普遍現(xiàn)象。嚴格來講，不能講刊印作為作品有沒有在世間流傳的唯一證據。雖然從常識看，李漁與蒲松齡完全有可能有交集，或者像很多文章描述的那樣成為忘年交，聶小倩的故事就是李漁講給蒲松齡的。但按照學術考據“無征不信”原則，沒有確鑿證據證明李漁與蒲松齡有過交往，就還不能下結論說是李漁告訴蒲松齡聶小倩的故事素材。另一方面，從蒲松齡《聶小倩》文本提供的線索，結合明末清初金華古城實際情況，我們還是可以找到關于聶小倩故事發(fā)生地有意思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