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通墓志銘”中的幾處瑕疵淺析

劉敬祥

前邊，我們通過《從劉通墓志銘看與劉巨容的關(guān)系》一文得出劉通與巨容無父子關(guān)系，通過《“劉通墓志銘”是托孫奭之名而作》一文得出此文并非孫奭本人所作。本文，通過孫奭、夏竦、范仲淹的“學歷”及文學造詣，我們看看他們在《唐處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諱通板林翁墓志銘》中所出現(xiàn)的諸多瑕疵是否正常。 為更好地說明問題，我們以解答問題的方式逐漸深入： （一）宋朝“進士”跟如今的“清北學子”相比水平怎么樣？ 首先，孫奭、夏竦、范仲淹三人皆有進士身份，孫奭為科舉狀元，夏竦通過特科賜進士，范仲淹為正常科舉進士出身，均在不同領(lǐng)域成就顯著。看來只夏竦的“特科賜進士”似有貓膩，我們這里須詳述一下。 夏竦最初因父親夏承皓戰(zhàn)死獲蔭庇為武職，屬于烈士子弟，真宗時期通過賢良方正科考試，賜進士出身。因此，夏竦雖然最初是蔭庇，但后來通過考試獲得了進士身份。 正?？瓶歼M士有三種身份。正常科考的進士指通過“童試→鄉(xiāng)試→會試→殿試”完整流程，最終在殿試中被皇帝親自主持考試并錄取的士人，最終名次分三等，一甲“賜進士及第”（一甲僅3名，分別是狀元榜眼探花）、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均屬于科考正途出身的進士。因此，夏竦雖然最初是蔭庇，但后來仍然是通過考試獲得的進士身份，和范仲淹一樣屬第二甲，名次次于狀元、榜眼、探花。不同的是，夏竦考取進士之前已有功名在身而范仲淹還是白丁，更因為夏竦是1007年通過考試而范仲淹是1015年考中，這樣仕途上夏竦曾舉薦過范仲淹就不難理解了。 夏竦的文學造詣很深，4歲啟蒙，12歲作《放宮人賦》，17歲作《渡口》詩展現(xiàn)才華。通曉經(jīng)史、百家等眾多領(lǐng)域，為文章典雅藻麗，著有《古文四聲韻》《文莊集》等，其詞作《鷓鴣天·鎮(zhèn)日無心掃黛眉》現(xiàn)存。 以上內(nèi)容只是為了表明，孫奭、夏竦、范仲淹三人皆有正規(guī)的進士身份。宋朝是重文輕武的朝代，所以進士檔案比較齊全，我們粗比一下宋朝的進土與如今清華北大的錄取哪個更難：（1）現(xiàn)代清華北大每年錄取學子約6000人錄取率1.70%，遠高于宋朝前三甲錄取比例0.09%，且宋朝考試是每三年1次如今是每年1次。（2）從學習耗時上看，宋時需通過童試→鄉(xiāng)試→會試→殿試四級考試平均耗時30–35年，如今學歷教育耗時18年。（3）從考試內(nèi)容上看，如今覆蓋數(shù)學、物理、語文、英語等學科，側(cè)重邏輯思維與知識廣度，無文言文與策論要求；宋時以經(jīng)義、策論為主，要求精通四書五經(jīng)、歷史典故及治國方略。顯然，宋朝的進士錄取比如今考上清北要難多了，因當時不用準備數(shù)理化外語科目，是“專攻文綜”的，其漢語言文字水平肯定要高出很多。因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jié)論：千萬不要小瞧了古代文化人的漢語言文字水平，今人欲對流傳下來的“古文獻”指正，沒有相當?shù)乃绞遣恍械?。換言之，能輕易讓我們找出幾處瑕疵的古文，肯定不是正經(jīng)的文化人所作（注：拋開個例，這句話是全文的中心思想）。 另，通公后裔六世孫劉日章（956年-1011年）是進入德安縣志的知名人物，與夏竦之父同庚同鄉(xiāng)，年齡比孫奭（962年-1033年）也略長，于989年高中進士。孫奭在敘述其寫作的原因時說“予不文，因來日邊翁，過而哭其墓，覽其狀，原其跡，為之志，而并石其銘。”其中“日邊翁”應為劉日章的號。“章”，音十為章，十為“十進制之邊”也?！?lt;font color="#333333">說文解字》“樂竟為一章”，音樂到結(jié)束位置稱為一章。故，“日章”者，“日之邊”也。孫奭這段話的意思是說：他看到劉日章經(jīng)過劉通的墓所時痛哭流涕，見此情此景，問其原委，于是作了志與銘。 （二）“墓志銘”與“碑文”有什么區(qū)別？ 墓志銘和碑文同屬一個文體，由“志”和“銘”組成。它通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文，記敘死者世系、名字、爵位及生平事跡等，也稱為志；后一部分是銘，多用韻文表達對死者的悼念和贊頌。比如，《唐處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諱通板林翁墓志銘》中的“云峰蒼蒼，水曲洋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優(yōu)詔有待，教育有方，枕流臥石，沒世不忘”就是銘，銘中的蒼、洋、長、方、忘字押【ang】韻，是韻文的韻腳；銘之前的其他內(nèi)容就是志。 雖然文體是一樣的，但墓志銘是安葬之時置于墓穴之中的，碑文卻是放置于墓穴之外的，也稱“墓表”。 劉通生于865年卒于927年，所稱“墓志銘”完成于“大宋慶歷二年壬午歲十月朔”即1042年，距去世已過去了115年，是不可能再將其放入墳墓中去的，所以該“墓志銘”說法是錯誤的，應為“碑記”。夏竦受劉日章后人（劉日章1011年卒）所托為百年前已故先人篆額（即書寫碑文抬頭的大字）“唐處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諱通板林翁墓志銘”顯然是錯了，應為“唐處士宋贈金紫光祿大夫劉公諱通板林翁墓碑記”，此為硬傷之一。如果說夏竦既沒有聽明白劉日章后人所托之事，還沒有墓志銘與碑文的區(qū)分常識，可能就有點小瞧夏竦了。再退一百步講即便是夏竦一時糊涂了，劉日章的后人也能把立在自己祖宗墓前的碑記寫為“墓志銘”視而不見嗎？所以只能有一個猜測：是劉通、劉日章后裔在編排這一切時沒有搞清楚這二者的區(qū)別。 相比之下范仲淹就智商在線了，人家在《嚴先生祠堂記》中用的是“祠堂記”，知道不是置入墓穴內(nèi)之物，還知道不是立于墓穴外邊的東西。 （三）孫奭與范仲淹究竟誰模仿了誰？ 范仲淹作于1034年的“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與孫奭1033年去世前的“云峰蒼蒼，水曲洋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極為相似，已有通公后裔發(fā)問：“安得不是范仲淹抄襲了狀元郎孫奭的呢？” 我以毛澤東同志為劉胡蘭題詞這個例子說明這個問題。1947年3月26日毛澤東同志帶領(lǐng)中央機關(guān)轉(zhuǎn)戰(zhàn)陜北，聽任弼時匯報后奮筆疾書，題寫了“生的偉大，死的光榮”8個剛勁有力的大字。題詞稿送達文水縣后，因戰(zhàn)爭關(guān)系不慎遺失。1956年12月，共青團山西省委做出紀念劉胡蘭逝世10周年的決定，并編寫了宣傳提綱。12月底，共青團山西省委懇請毛主席為劉胡蘭烈士重新題詞，中共中央辦公廳將此報告呈交給毛主席。1957年1月9日，毛主席第二次為劉胡蘭親筆題寫奔放遒勁的“生的偉大，死的光榮”8個大字，落款是毛澤東那灑脫的字體“毛澤東題”，這幅題詞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劉胡蘭烈士陵園并正式公布——在這個例子中，題詞者毛澤東是不會主動公布題詞的，1947年3月26日那時不會、1957年1月9日之后至12日之前也不會，云周西村陵園才是正確的發(fā)布方。 孫奭1033年去世前的“云峰蒼蒼，水曲洋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什么時間發(fā)布的呢，至少也得等人家墓主一方把碑刻好、墓碑立起來時才能公布呀，墓碑的“篆額”也得有啊，即托事人劉日章后人應該才是碑文的發(fā)布方，這個時間是1042年……這方面的禮儀你堂堂的太子少傅是應該知道的，再說了，提前公布碑文內(nèi)容會讓你太子少傅有什么榮光嗎？當然，這還是“墓碑記”的情況，而如果是“墓志銘”，不挖開劉通之墓則大眾應該永遠不知碑文內(nèi)容才正常。 相比于碑文發(fā)布時的1042年，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作于1034年，如此，誰模仿了誰這個問題還用回答嗎？ 另外，關(guān)于“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的出處問題，還有人將其坼解成4個詞分別溯源，顯然是缺乏常識了。我們以一個例子說明，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是現(xiàn)代詩人海子（查海生）的名句，但如果將其坼開成“面朝大?！薄按号ㄩ_”兩詞之后再分別去溯源，結(jié)果自然會五花八門。句、詞、字，在概念上是不同的，是包含關(guān)系?！?lt;font color="#ff8a00">名言名句溯源”、“詞源”（辭源或成語溯源）這是兩個層面的內(nèi)容，如果更進一步坼解成“單字溯源”，出處豈不是要找到倉頡那兒去了？ （四）狀元郎孫奭在碑文中的問題更多也更嚴重 首先是世系表述錯誤，文中有“崛起炎漢之帝胄，厚膺楚元之王封”之語，“帝胄”一詞最早源于古代，是對皇帝及其子孫后代的尊稱，“帝”指的就是皇帝、“胄”表示子孫后代。劉邦是劉氏第一位稱帝之人，“楚元王”劉交是劉邦的四弟，如劉通是楚王元之后，則恰好避開了帝胄的身份。做為皇帝老師的孫奭竟不知帝胄一詞的意思，或者說不知歷史上劉邦與劉交的身份關(guān)系，這帝師還怎么當啊，此硬傷之二。孫奭在文中大贊“唐處士”劉通“不事王侯，在蠱之上九”，又說“四子服其教……公之長，位又綰節(jié)度之綬，殆天爵修而人爵從也”，對因后人而獲贈“金紫光祿大夫”又大加贊賞，是劉通表里不一呀還是你孫奭人格分裂呀，此處真的不好表述，以太子少傅之職說出不符合身份的話是不合適的，且又自相矛盾了，此硬傷之三。孫奭引用《易經(jīng)》卦象贊劉通“不事王侯，在蠱之上九”即便是真心的，但問題還在于劉通生前似也未曾有過王侯之禮遇，所以此卦很是突兀，有阿Q精神意味，邏輯上不通，此瑕疵之一（此瑕疵對“模仿”一說有證明作用，模仿得東施效顰）。在志部分，從“劉公時亨諱通者”開始，孫奭后邊一直以“公”代劉通，銘文中卻突然以“先生”代稱，并且只此一處，很是突兀，此瑕疵之二（此瑕疵有印證“模仿”一說之作用）。銘文“云峰蒼蒼，水曲洋洋，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優(yōu)詔有待，教育有方，枕流臥石，沒世不忘”中前四句比后四句要優(yōu)秀得多。前四句中的“風”中古音屬東韻，與“長”在宋代詩詞中常通押，可以說前四句是一韻到底。后四句轉(zhuǎn)韻為隔行押，雖符合宋代四言頌體特征，形式上后四句明顯不如前四句，此瑕疵之三（此瑕疵也有印證“模仿”一說之作用）。 前文《“劉通墓志銘”是托孫奭之名而作》提到的模仿一事，共三處，按先后順序在碑文中分別是9、6、16字，占全文682字的4.55%，似乎是不多。但從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中統(tǒng)計分別對應19、7、16字，占全文277字的15.16%。如此對比“查重”，發(fā)現(xiàn)用“模仿”來定性真是太客氣了，此硬傷之四。 還有，孫奭在文中沒有談及劉日章的世系，家譜中劉日章是劉通后裔六世孫，如屬實，因劉日章而給劉通贈金紫光祿大夫不可能，因為出五服了。孫奭在碑文中說“幸時際昌泰，主圣臣賢，明良喜起，恩覃御綸，贈公為金紫光祿大夫，洵不誣耳”，其中的“時”有人說是接上文之主語，是“公之長”劉定，算是勉強能過關(guān)。<div> 綜上，此“墓志銘”有硬傷四、瑕疵三，還非要說是宋時大賢們的作品，一些簡單錯誤連“劉通后裔中的進土劉日章”及其后人當時也沒能把住關(guān)，這不也太蹊蹺了嗎！</div> <h3 style="text-align: left;"> 致謝：漢彬公后裔劉風軍宗親提供的不少資料，對文章的順利完成有很大幫助。</h3><div> </div><h3 style="text-align: right;">二零二五年九月二十三日</h3>